免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此她颇为欣赏奕譞的态度，打算拒不承认崇厚所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她心里也同样害怕洋人，明白中国决不是洋人的对手，洋人也决不会放弃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只有给洋人以好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换得洋人的欢心。因此，她也想采取过去那种以退让求安宁的态度，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

    当年只因处罚几个地方官，曾国藩就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现在将八万平方里的土地割让出去，这卖国贼的罪名不要千秋万代传下去吗？慈禧想到这一层上，心里又不安起来。她决定把此事交给王公勋戚、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体廷臣公议。

    廷臣们对此事反响强烈，折子一道道地由内奏事处送到慈禧的手里，除很少的几道奏折赞同崇厚外，绝大多数的奏折都是持反对态度，其中尤以李鸿藻、潘祖荫、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的言辞更为激烈。他们的态度很是一致：除开不赞成条约各款外，还要严惩崇厚。对于这些人的共同态度，乃至相近的用语，慈禧不感到奇怪。“清流党”这个名目，她早已耳闻。

    慈禧并不喜欢清流党。那班子人仗着自己学问文章好，出身清华，高自标榜，傲视同僚。他们常常对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表示不满，引来几百年上千年前那些早已化为腐泥的死人的几句话，和从发黄发黑的故纸堆里搜寻前代旧事作为根据，批评朝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以表示自己的高明；有时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偏偏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去，又常常抬出列祖列宗来为自己的言论撑腰打气。慈禧对这些清流们的折子讨厌得很，经常看到一半便气得摔到地下，心里狠狠地说：“风凉话谁不会说，给件实事让你们办办，看你们有几多能耐，八成不如人家！”

    清流党的为人处世，慈禧也看不惯。他们高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在慈禧看来，这完全是虚伪，世上的人有谁能真正做到？就冲着他们的首领李鸿藻不去吊唁她母亲这件事，慈禧心里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慈禧又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是按孔孟程朱之理在说话，在按列祖列宗之教在办事。孑孟程朱、列祖列宗是不能唐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富有权术的统治者，慈禧深知这班子人在政坛上的必要性，她需要他们作力量上的平衡，更需要利用他们去达到自己不便公开表明的目的。

    长毛平定后这十多年来，慈禧已隐隐地感到带兵的将帅和地方的大吏有渐渐坐大的趋势。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本人对朝廷很恭顺，使得别的立功将帅和督抚尚不敢放肆。自从曾国藩去世后，这种趋势便日甚一日地明显了，他们的总代表便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太大了，权也太大了，而且只有五十多岁，就像当年对待曾国藩一样，慈禧对李鸿章，也是既重用又防范。李鸿章这些年来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贻人口实很多，攻击他最力的便是那班子清流党。一读到指责李鸿章的折子，慈禧便来了兴趣。她仔细阅读，并记下李鸿章的缺失之处，然后，或在接见李鸿章时，略微点出一两桩来，或干脆将折子发给他自己看，以此来打一打李鸿章翘起的尾巴，杀一杀他自以为是的气焰。对李鸿章来说，这一招往往很起作用。

    有些大员，或者触犯了慈禧，或者慈禧对他圣眷已衰，于是慈禧便将所掌握的有关他们私德不佳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流党透露一些，清流们得知后便立即上章弹劾。这些弹劾奏章正中慈禧下怀，一道谕旨下来，或降或革，障碍扫除了，又得到一个善待言路明察秋毫的美名。

    还有些实在恶劣的大官显宦，那是败坏朝政的蠹虫，慈禧当然也痛恨，清流党弥补都察院的失职，起来纠劾，查明后革职严办，也是肃清朝政赢得民心的一桩好事。

    就这样，慈禧一面利用实权在手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