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吗？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