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到武昌后不久，湖北的巡抚就由奎斌换成了谭继洵。从小恪遵圣贤之教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一心在科举功名上下功夫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人，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是个须发皆自的老者。

    谭继洵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七岁中进士，分发户部做主事，五十五岁才外放甘肃巩秦阶道，直到六十一岁时仍只是一个四品衔的中级官员。正当谭继洵叹息仕途不顺的时候，不料老来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一年，他被擢升为甘肃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为甘肃布政使，今年又简授湖北巡抚。短短的七年工夫，谭继洵便直线上升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将他由苦寒边远的西北调到湖广。作为一个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谭继洵自认为对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致的小客厅坐下后，谭继洵谦恭地说：“不知张大人叫下官来有何事。”

    “谭大人，”张之洞也以很客气的称呼叫着。“铁厂的厂址已最后选定了，就在龟山的脚下，我看那地方很宽阔，以后在旁边还可再建一个枪炮厂。”

    张之洞要在湖北办铁厂，谭继洵是知道的，他心里很不赞成。一来他墨守成规，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并不认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强的惟一之路。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二来在甘肃时，他深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布局、机器局、制造局等洋务，资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乱，连年巨亏的内幕。左宗棠是中兴功臣，又为朝廷收复了新疆，厥功甚伟。他不敢公开批评，只是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洋务这码事，只能由洋人在他们国家里办，我们中国办不成。来到武昌，他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办洋务，心里就着急，本想给头脑发热的总督泼点冷水，但转念一想，张之洞是个刚立下赫赫战功，又倔犟自信、甚受太后恩宠的人，一定听不进去，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只在心里暗自决定：他张之洞折腾让他去折腾吧，只要不损伤湖北就行了，我一个老头子，既犯不着与他唱对台戏，更不能与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戏。

    谭继洵以很不自在的笑容说：“好啊，何时开工？”

    “离开工还早哩！地还在归元寺的手里没有买过来，买来后还要筑堤、填平，还要买机器安装，一年后能开工就是好事了。”

    唉，太平总督你不当，却要这样折腾做什么？谭继洵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好，到开工的时候，下官率湖北司道们都去祝贺！”

    “祝贺是以后的事。”张之洞与僚属说话一向不喜欢兜圈子，因为他要办的事太多了，不愿意在这种虚委中浪费时间，遂直截了当地摊明：“眼下鄙人有急务要求助于谭大人。”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久为藩司的谭继洵已大致猜到了张之洞的所谓“急务”。

    “实不相瞒，鄙人要向谭大人求助银子。”

    望着张之洞的两道热切的眼光，谭继洵本想不开口却又做不到，只得应付着问：“大人要多少银子？”

    四十万两。张之洞正欲开口报出这个数字，转念一想，谭的年纪既比自己长十多岁，中进士又早两科，是真正的前辈，不能当寻常巡抚看待，宜逐项报明以示尊敬。于是改口：“有几大项工程都急着要开工，一是买地，要付二万三千两，二是筑堤，要费五万八千两，三是填平要费四万六千两，再是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开采，各要十万两，外加炼铁炉订金六万两。这五笔款加起来共三十八万七千两。鄙人万不得已，要向谭大人求助四十万两银子。”

    果然是为了银子的事。谭继洵为自己的不幸猜中而深陷忧虑。谭继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