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