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竭的宝藏。随便再说几句吧。你在西方很多年，应当知道西方教民天天讲喜乐，讲博爱，但如何能做到内心喜乐至诚博爱？我看他们的《圣经》没有说清楚，我们的《系辞》却说清楚了。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仁故能爱。八个字：乐天知命，安土敦仁。就能做到喜乐、博爱。”

    辜鸿铭早已将《圣经》读得滚瓜烂熟，《系辞》他也读过，但他就没有这样比较过。真的如总督所说的，《圣经》拉拉扯扯地讲了许多故事，也没有让人弄懂如何做到喜乐博爱，而《系辞》这两句话一锹便挖出了泉水！辜鸿铭仿佛被一根魔杖点化似的，心里明亮了许多。这《周易》的确是中国学问之巅峰，一定要认真攻读不可。

    “书你自己以后慢慢地读，细细地领悟，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提醒你注意《系辞》中的一句话：‘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许许多多读《易》的人都忽视了这句话，其实这一句最为关键。为什么有这部《周易》出来，这部《周易》为何引起圣人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周易》说尽了人世间一切至微至隐的道理，全部奥妙都在这‘忧患’二字上。汤生，愿你读通《周易》后，从此能有一个新境界，不要沾沾自喜于才子，要做一个通人。”

    张之洞的这番话使辜鸿铭甚为感动。他体会到张之洞玉成他的一片苦心，从而心里更感到愧疚。带着赎罪的心情，辜鸿铭决定将一件久藏的秘密说出来。

    “张大人，我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坐下说吧！”张之洞想这种时候要说出的事一定非同一般。

    “那个苏巧巧曾给我说过这样一桩事。她说费格泰有一次曾经很得意地跟她说，汉阳铁厂财务处的那批官员都是混账东西，既贪婪又无知。这两年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光招待他吃饭的银子就不少于千把两，他其实吃得很少，每次都借他的名，全处十几个人都来吃，一顿饭就二三十两，全部由账房处报销了。而且一个个都索贿，见到洋货就眉开眼笑，办事就一路顺利。费格泰常常从英国买一些便宜的小礼品送他们，他说这是鱼饵。一个鱼饵可以钓一百倍的大鱼。最坏的是收支股的主办蒙索。这两年做的百万两银子的生意，他至少吃了十万两银子的回扣。不过费格泰所得更多。费格泰往往在财务处面前抬高价格，在厂方面前压低价格，他起码从中赚了三四十万两银子。按这样的计算，一百万两银子，用来买机器的其实不过五十万两左右。而在英国，完全不是这样，一百万两银子，至少有九十万两用在机器上。费格泰有次冷笑道，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

    “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这话让张之洞的心怔了一下。对铁政局和铁厂的微词，张之洞已听到不止一次了。微词较多地集中在银钱方面，比如回扣、受贿、索礼、浪费等等方面，收支股蒙索的闲话最多。有人说他是栗殿先的拜把兄弟。还有人说他与革职的赵茂昌关系密切。赵茂昌为他牵线，在上海的钱庄里替他开户头。铁厂的公款都存在那个钱庄里，利息则归他们两人私有。前不久，有一件事也让张之洞记忆犹新。

    一天，郑观应忽然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说是刚从下江来，请求能让他见一见总督大人。门房报告后，张之洞请他进来，郑观应还带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向张之洞介绍，此人名叫张謇字季直，是江苏南通人，曾在直隶提督吴长庆手下做过多年西席，仰慕香帅，尤其敬服汉阳铁厂的筹办，特不远千里从上海来到武昌，想去铁厂看看，今后拟在原籍也做点洋务事业。张之洞早就听说吴长庆家里有个博学的西席，见张謇儒雅轩昂，气度不凡，果然与传闻相符，张之洞很高兴与他相见。交谈一番后，得知他真的见识不俗，便要梁敦彦陪郑观应和张謇去看看铁政局和铁厂。晚上，又在督署宴请他们二人，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