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叙说，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于是又提起笔给这位在士大夫中素负重名的老才子写了一封长信，指出“大厦将倾而酣卧安处，若罔闻知，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的国势现状，希望能借潘之言“感悟圣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但这封信如泥牛人海，再无回音。康有为失望之余，又向学界领袖、同治帝师大学士徐桐上书，谁知不懂世故的康有为看错了人。徐桐乃彻底守旧派，凡听新、高、洋之类的话便厌恶，且架子极大。在徐桐的眼里，康有为简直是一个狂妄的无稽之徒，他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为极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听说从西洋回国不久的曾纪泽是个通达明白、礼贤下士的君子，便又投书曾纪泽。曾纪泽对康有为颇为欣赏，他亲到南海会馆看望康，与他商讨澳门及变法等问题。但终因地位的悬殊与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间这次见面，没有对康有为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康有为仍不罢休，又写信求见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对康有为了解不够，拒绝了康的求见。康又写信给都察院都御史祁世长，这封信也无回音。一连串的挫折，不仅对康有为心灵打击甚大，还影响了他的功名。这次乡试，他的文章已被列为第三名，但徐桐视他为狂生，强行命令主考官将他的名字刷下，中举之望再次破灭。

    但这一系列的打击，反而刺激了康有为，使生性倔犟的他更加执著了。他借当时皇陵附近山崩的机会，越过阻挡他的王公大臣们，直接向慈禧、光绪上书，并标了一个极为刺眼的题目：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在这份折子中，康有为将中国喻为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窍迷塞，内溃外侵，百脉溃败，病入骨髓，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忧虑，最大的忧虑是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赫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建议。康有为乃一介布衣，根本无权向皇帝上折，于是他只能请大臣代递。他找到国子监祭酒，即甲申年弹劾掉恭亲王及全班军机的盛昱。盛昱为康有为的爱国激情所感，将其折交给翁同龢。

    但翁读了这份折子后，觉得语气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谢绝。盛昱又去找祁世长。祁当面盛赞康有为的忠义，答应为其代奏，但临时又变卦失约。于是这封饱含康有为心血的折子终于未能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只得快快离京回家。

    回到广州后，他结识了从四川来到广州的经学大师廖平。廖平接续龚自珍、魏源的学业，治的是今文经学。康有为为廖平的学说所折服，转而潜心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他终于从冷落千余年的今文经学中找到改革变法的理论根据。从此，他以今文经学中的通三经、张三世为基础，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维新理论。在他所亲手创办的万木草堂中，他一边教学传道，一边发愤著作，将他的研究和思考写进《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中。前书将祖祖辈辈士人尊奉的古文经学，宣布为刘歆所伪造的学说，后书把夏商周三代历史称之为孔子为改制所拟托的理想，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无异于给死水一潭的中国学界和政界投入一颗惊天动地的炸弹，引来无数士绅官员们的愤恨抗议，直欲把康有为食肉寝皮而后快。《新学伪经考》一书因此而不得不毁版停印。《孔子改制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只是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但康有为的学说，却赢得了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也获得了海内无以计数的有志之士的敬重。

    前年，他终于中了举。中国军队彻底败于日本的惨痛事实，使得全国上下稍有头脑的人都意识到非变革不可，不变革真有亡国灭种之祸，从而对具有先知先觉的康有为更表尊敬。今年春上，当康有为振臂一呼，几乎所有应试的举子全都予以热情响应，“公车上书”便以亘古未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