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根数度进来请他到西院去应付那边的婚庆场面，都给拒绝了。

    已到二更天了，张之洞想到梁启超还要回客栈，便说：“圣人曰‘苟日新，日日新’，吐故纳新，除旧布新，这是天地之常情，古今之常理，前人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老夫一向是个维新变革派。只要你们一不弄什么孔子卒后纪年，二不篡改圣人经典，三不废纲纪伦常，凡对国家苍生有利的维新变法，老夫一律支持。”

    梁启超说：“大帅乃督抚之首，负天下时望，维新事业有大帅您的支持，一定会进展得更顺利。”

    张之洞诚恳地说：“你年纪轻轻，便如此博学有识，我身边没有你这样的人。我想请你不要南下长沙，就留在武昌算了。我也不委屆你呆在衙门，两湖书院可以因你而增设一个时务院，你去做院长，年薪一千二百两银子。你以为如何？”

    年薪高到这种地步，超过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合法收入，为海内书院的教习们所望尘莫及。这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事。他有点动摇了，便对张之洞说：“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客栈，他认真地思考着制台的建议。留在武昌虽好，但毕竟只是张之洞的随从，就如同梁鼎芬、辜鸿铭等人一样，永远只是附庸，只是工具，处处受人制约。到长沙去，和谭嗣同等人办时务学堂，那却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一片崭新的天地，可以发舒精神，鼓动舆论，为整个维新大业培养人才，使时务学堂今后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要策源地，如同康师当年办的万木草堂那样。想到这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留在武昌做院长，好比钻进一只金丝织就的网笼，到长沙去办时务学堂，却如飞向高远的苍穹。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他不想当面拒绝这位热情万分的张制台，便委委婉婉地写了一封长信。他在武汉游玩三天后，把这封信送到督署门房。次日清早，他坐上前往湖南的小火轮，离开武昌码头，开创他辉煌人生的又一段精彩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