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现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穌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

    “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恒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恒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于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恒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穌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