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身而出承担。”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日以继夜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一开口，便给张之洞的这篇长文予以高不可攀的总体评价。张之洞听了，却并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表现。他知道梁鼎芬一向爱在他的面前说好听的话，通常他都是乐于听这种颂辞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梁鼎芬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转念又想：自己办的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少有别人可指摘之处；再说，一个好汉还须三个帮，一面响锣也应有四处应，未必还要一些专跟你作对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听话的，要顺从的人才好。这样，他跟梁鼎芬不觉日趋亲密。梁鼎芬一年到头，在两湖书院的日子少，在总督衙门里的日子反而多些。武昌知府年近七十，致仕养老已迫眉睫，梁鼎芬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接替这个位置的念头，张之洞也有意无意地表示可以考虑，惹得梁鼎芬跟总督屁股后面更紧了。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惟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