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天以来，中国政坛与天地间的气候一样，其热度也在一天比一天地增高提升，而且远比气温的升高更使人感到炽热。它炙烤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有两条主线在明显地贯穿着。

    一是办事。这期间所办的大事有：饬盛宣怀克日兴工赶办芦汉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考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待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矿务、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二为用人。紧跟着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之后，梁启超也被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过几天，又放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大臣。又召见杨锐、刘光第等人，奖其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同时，王文韶奉调进京任户部尚书，人军机、总署，荣禄拜文渊阁大学士，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些人事任命都以光绪的名义颁发，但知晓内情的人则明白，荣禄、王文韶是太后的人，他们的新职实出于太后的安排，且至关重要。康、梁、谭、黄、杨、刘等人，才是皇上提拔的新进，这些人均年轻位卑，在朝中毫无根基，于大局似无甚影响。

    荣、王是久负重任的老臣，虽居要职，亦不意外。康、梁、谭、杨虽骤进，但品衔低微。故这些人事的变动，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诧。

    直到有一天，礼部六位堂官全部被撤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进人军机，这才引起朝廷内外的大震动。

    事情是这样的。

    礼部主事王照是个主张变革的激进者，对皇上诏定维新很是拥护，遵照皇上的谕旨，上书言事。他建议皇上学习俄皇彼得大帝出访外洋，以开扩眼界，增广见闻，第一次可去近邻东洋日本。王照请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宝骙代为呈递。但怀塔布、许宝睽认为王照的建议太骇人听闻，拒绝代递。王照大为不满，指责两尚书违背圣旨。但礼部四位满汉侍郎也都不愿为王照代劳，于是王照径直向内奏事处投递。光绪得知此事后，对礼部堂官公然无视他的圣旨勃然大怒。光绪从礼部所发生的事情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不仅在礼部，在其它各部各衙门中也都同样存在着，即年迈位高的官员普遍对维新变法冷淡抵触。这些被康有为指为老朽的官员，既害怕变动将会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又缺乏新知而不能够应付新的局面。“老朽”已成了维新道路上的大障碍。而这些“障碍”，又都丝毫不以为自己是障碍，反而以中流砥柱自居。他们要屹立在险滩急流之中，捍卫祖宗家法，维护千年传统。他们还结为同伙相互标榜，汇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今天在礼部出现抗旨，明天有可能在吏部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之事进行严处，才有可能挫一挫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收取杀一儆百的效应。想到这里，光绪狠下心来，第一次威严而果断地行使他的皇帝之权：将礼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及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

    谕旨颁下，阖朝震惊。就在文武百官尚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另一道谕旨又令人目瞪口呆：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在光绪心里，这是他谋画已久的事了。俄国、日本变政经历的启示，康有为折子奏对时的多次提议，使得光绪很清楚地明白吐故纳新、以新代旧的重要性：要行新政，必用新人。

    只是他对故旧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同时，也要对新人予以考查。礼部事件促使他不再犹豫了，他终于作出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