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笑着说：“毕竟是宫中，打赤膊不雅观，万一有内监送个紧急文书来，看见了传出去也不太好。”

    谭嗣同说：“已经是夜晚了，莫说是内监，就是宫女来了都不要紧。”

    杨锐大笑：“若是宫女来了，就更不好了。”

    二人正在嬉笑间，光绪的贴身太监王鉴斋急急走了进来：“皇上传旨召见杨章京。”

    杨锐和谭嗣同都颇感意外：这么晚了，皇上还召见，难道出了什么大事？杨锐赶紧把刚脱下的大褂子重新穿好，又把罩在帽筒上的嵌有青金石四品顶子的红缨帽戴上，再对着镜子上下整理整理，然后跟着王鉴斋急急忙忙地跨出值庐，走向西长街。

    谭嗣同一个人坐在灯下，再也无心治事了。一股不祥之感越来越浓重地涌上他的心头。在这班维新新贵中，谭嗣同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杨锐、刘光第等人活动的范围只在京师官场，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者多在士林，谭嗣同与他们不同，他是结交满天下，朋友遍四海，无论官场士林，还是市井街巷，不管江湖武侠，还是绿林会党，各行各业，各门各道里都有他谭公子的至交好友。当年京师镖局的第一保镖、北国有名的大刀王五便是他的生死之交。朋友多，消息也便多。湖南的朋友告诉他，长沙城里新旧斗争激烈，陈宝箴以巡抚之尊，徐仁铸凭学政之位，都敌不过以耆儒名流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为首的反对派，湖南的新政不出长沙一城，且有越来越孤立之势。湖北的朋友告诉他，张之洞的洋务局厂、新式学堂尽管名声很大，但其实只是虚有其表，不能细究，而且张之洞的新政也只在局厂、学堂、铁路、练兵而已，对于开议院、行民政他是坚决反对的。他的《劝学篇》，说穿了是脚踏两只船。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张之洞对慈禧感恩甚深，一心一意向着慈禧，晋京途中半途折回，背景蹊跷，值得玩味。而以他父亲为首的湖北地方各级官员对新政普遍冷淡，各项有关新政的谕旨全都搁在箱子里，有的甚至连包封都没打开。江苏的朋友告诉他，翁同龢的革职回籍对江苏全省震动极大，江苏官场与翁氏一家三代关系甚深。翁的倒台，使他们胆战心惊，目前都忙于自保，无暇顾及新政。对新政的成功，他们普遍不抱希望。江湖的朋友则告诉他，眼下秩序动荡，民心浮动，绝大多数人对朝廷已经绝望，他们决不相信朝廷能行新政，而且满汉冲突又起高潮，老百姓的怨恨已转变为种族仇恨，认为是满人害了中国。更有异人在江湖上活动，联络会党，欲揭竿起义，重演洪杨旧事。江湖上，如今是旌旗晃动磨刀霍霍，与变法、学西方等时髦举措全不相干，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这一连串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使得一向抑郁寡欢的谭嗣同更加忧心仲忡。虽然忧虑，但他并不失望，更不沮丧。他坚信惟有变革维新才能救亡图存，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这是不能有任何选择、任何犹豫、任何怀疑的惟一道路。早在十多年前，他便看出了这一点。只是，他深知自己是孤独的。后来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增加了一些同志，但他仍感孤独。三个月前，皇上诏定国是实行新政，并特征他为四品衔军机章京。他欢欣若狂，认为可以一层平生鸿抱了。然而，来到军机处不久后，从朝廷，从军机处，从各地的奏报上书及四方友人的来信中，他发现，即便是皇帝本人亲自来倡导这件事，却依然是孤独无援。

    他为此哀痛，为此悲愤。他想到中国的读书人，因数千年陈陈相袭的旧观念，使得背上的包袱太过沉重，中国的百姓，因世世代代的贫穷困苦，早已变得麻木不仁，必须要有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者，以生命和鲜血来震惊来唤醒。这段时期来，他已作好了准备：倘若哪天中国需要此种人的话，他谭嗣同愿做第一个！

    多少年来，除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能给他带来激情和欢乐外，人世间已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