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那样，可以一刮了之的。正好辜鸿铭进来，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香帅，你早已与康梁划清界限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说，“一部《劝学篇》，乃绝康、梁而谢天下，天下人岂能不知？”

    《劝学篇》是预为防患而作，但也没有哪句说到“绝康、梁”呀，张之洞一时摸不清这个怪才肚里的小九九：“汤生，你说明白点。”

    “香帅，你不记得了？《劝学篇》开篇就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若有人说你是康、梁的后台，你可以明白地表示，你早就把康、梁的那一套称为‘邪说’了。你禁止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纪年，又斥责《湘报》上的不轨文章，这就是你反邪说的行动。又有言论，又有行动，陈宝箴、徐仁铸他们能跟你比吗？所以我劝香帅你放一百个心，尽管世间风急雨骤，你却处磐石之上，风雨不动安如山。”

    辜鸿铭的确给了张之洞一颗定心丸。但这颗定心丸仍不能让他完全安定下来，他想起梁启超在湖南曾办过南学会。是的，可以通过取缔它来以此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太后，坚决反对康、梁的态度。

    张之洞立即传令，命电报房火速致电陈宝箴：立即取缔反动团体南学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以安定人心而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下达了这个命令，张之洞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有一桩事与他同样关系密切，那就是这些天被捕的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与他关系不一般。

    第一个是谭嗣同。他的父亲身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共事多年，尽管于洋务两人意见多有不合，但私交尚可。若要追究起来，谭继洵自然责无旁贷，他这个湖广总督也负有管教失严的过失。而眼下，谭继洵不知处于何种境况之中。张之洞唤来女婿念扔，让他代表自己去巡抚衙门探视谭抚台。

    晚上，念扔回来告诉岳父，谭抚台虽为儿子逮捕入狱而难受，但不担心受牵连。原来出事后浏阳会馆就拍来紧急电报，告知谭嗣同怕老父受牵连，在步军衙门来查抄之前，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这封信可以保护老父。事实上，这两天湖北抚衙也一片安静，未见有事牵涉到谭抚台的身上。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大为宽慰，心里对谭嗣同充满爱怜。好个深明事理的孝顺儿子，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能静下心来想出如此好法保全父亲。这等气壮如牛、心细如发、又忠又孝的人，真堪称天地间的奇伟大丈夫。可惜时运不济，遭此困厄，但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日后作为当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谭继洵都没有受到牵连，那他这个同寅自然更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人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耳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