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李鸿章，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为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稳重，此二人非得事先征询不可。第三位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而受天下督抚推重，眼界开阔，谋国忠贞。此人亦宜与之商议。三人之外的督抚，似不宜让他们知道。”

    慈禧又沉默多时后才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军机处办个绝密信函，分寄李、刘、张三人，叫他们直抒己见，尽快答复。”

    第二天，三封绝密信函由军机处发出。一封直送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另两封以四百里加急分发江宁和武昌。

    李鸿章从欧美五国回来后，满以为可再获重用，却不料依旧只是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自雍正建军机处后，内阁的权力便大为降低，到咸同之后，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一个虚衔：位虽高，秩虽隆，而实权几乎一无所有。“大学士”往往成为对立有大功之人的荣誉褒奖。李鸿章很少去内阁办事，当然也无事可办。他一直住贤良寺，读书散步，门前冷冷清清。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势和事功的人，处于这种境遇，自然心境抑郁。对于前一段的新政，李鸿章的态度比较复杂。

    应该说，李鸿章是最早认识中国已落后世界很远，必须向别人学习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的这个认识是在战争中得来的，是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正因为此，早在同治初年，他便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洋务军工厂，是曾国藩“徐图自强”国策的重要制订人和继承者。早在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便和曾国藩会衔上书，提出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岁月中，他更是倾尽全力办北洋水师，办军火工业。光绪的百日维新变法，不过是以朝廷的名义将他三十年来所做的事业推行于全国罢了。作为第一代的试办新政者，李鸿章怎能不拥护不支持？

    但是，对刚刚夭折的新政的实际谋划人康有为及其一班子人员，李鸿章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隔阂的原因，不在学理上和策略上，而在感情上。

    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被康有为及康的同志们骂为汉奸、卖国贼，已够伤他的心了。后来强学会成立，他打发家人持两千两银子要求人会，而遭到严拒。这对他来说，更是脸面扫尽。于是李鸿章不再与康党发生任何联系。对康党这次的惨败，李鸿章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作为一个淮军统帅出身的国家重臣，他的胸怀尚不至于褊狭到不能容骂他的人。在心灵深处。

    他还是欣赏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新政期间，李鸿章一直安居在贤良寺里，静观时局变化，可与否，他都不置一言。

    这天，他接到由军机处送来的火漆密封的信函，心里想：两三年了，还没有收到一封如此函件，老夫早已是一个闲云野鹤了，还有什么重大的国事要问我？待到拆开看时，李鸿章怔了半晌。废立皇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做过多年翰林的李鸿章熟稔史册，知道历史上凡有废立的时候，均是局势动乱的时候，废也好，立也好，往往都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反而加重动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期，废立之事经常发生，导致的结果是权臣执政，朝廷威望下降，政局进一步恶化。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除康熙朝外，从未有过废立之事。当初康熙爷对于太子的废立慎而又慎，即便太子作恶多端也还是想方设法尽量不废。最后，实在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才下狠心废黜，从而实行传之后世的藏名于金匣的建储制。然而，就是这样的慎重，也引发了诸子争位、骨肉相斗的朝局。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废立之事，不是万不得已，决不可轻率行之。

    李鸿章对历史感叹一番后，又回到眼前来。他并不认为光绪是一个非废不可的昏暴之君，即使如密函所说的“身患重病”，也不能成为理由。皇上今年才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