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何不就用此楼而纪念他呢？借题匾额来表达这种心愿吧！但这种表达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诸如什么“杨锐楼”“叔峤楼”之类的名字都不能用。煞费苦心地想了很久，张之洞终于想起杨锐背诵杜甫的八哀诗来。八哀诗并非杜甫诗中最好的作品，且篇幅很长，但杨锐却喜欢诵读，且能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张之洞知道，这是杨锐在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老杜伤的是开元、天宝，杨锐伤的是当今。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杨锐那略带川音的抑扬顿挫之声又响在耳畔。“豁蒙”吧，皇上受康梁之蒙，太后受宵小之蒙，才会酿成戊戌年那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导致杨锐的含冤受害。也是因太后受载漪、刚毅及义和拳之蒙，才有庚子年那场本不应发生的惨祸，使得袁昶无缘无故地丢了头颅。其实，又何只太后、皇上要豁蒙，中国数万万百姓更需要豁蒙。几个头领登坛一吆喝，便有数十万人响应影从，相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还不蒙昧吗？有多少人终生不识一字，非但不懂西学洋务，连孔孟先圣的教导也不与闻，既不知富民强国，也不知修身养性，从生下到死去，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了一辈子。这些碌碌生灵，难道不更需要豁蒙吗？这“豁蒙”二字，既寄托了对杨锐的哀思，又表明了自己的期盼，真是太好不过了。

    张之洞想到这里，挥笔写下了“豁蒙楼”三个遒劲的苏体。

    鸡鸣寺为豁蒙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在一片鼓乐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张之洞赫然站在楼上，神情分外激动。堂堂总督大人对这座并不高轩的豁蒙楼如此重视，让许多人纳闷不解。

    下午，张之洞回到督署，刚刚坐定，巡捕便来报告：直隶总督袁世凯舟过江宁，希望会见香帅，现在下关客栈等候钧命。

    官场惯例：官员过境，同品级的当地官员要尽地主之谊，有客气的则更是既迎又送，宴请之外再加馈赠。通常的督抚路过江宁，两江总督都会奉行这些礼节，何况直隶总督光临？直督乃天下疆吏之首，连总署对直督，也以平级相待，不用上下之间的称呼，以表示对第一疆吏的尊重。若是别的直督路过江宁，遇上的又是另外的一个江督，那必定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官场迎送场面。但眼下是袁世凯过的张之洞的地盘，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

    在张之洞的眼里，四十岁刚出头的袁世凯，不过一后生小子罢了。在以鲁抚身分驱逐义和拳出山东之前，袁世凯从没引起过张之洞的重视。尽管那以前的袁世凯，在朝鲜武功卓著，回国后在小站练新建陆军广受称赞，乃至于破格简授侍郎衔。所有这些，在张之洞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平定朝鲜内乱，能与打败法国人的谅山大捷相比吗？至于新建陆军并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能因为它操练时的步伐整齐、甲胄鲜明，就断定它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衡量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只能是战场上的胜与败。部署过越南战争，创办过自强军和新军的制台张之洞，并不因为别人的表扬而特别看重小站那支新建陆军。何况出身名门的袁世凯居然连个举人也未考中，足见是个不走正路的纨挎子弟，充其量不过是个“不学有术”者而已。

    真正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刮目相看，是庚子年事变前，袁世凯对拳民本性的深刻洞察和所采取的强硬镇压措施，以及事变后参与东南互保的积极态度。这两桩事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小子至少在“有术”二字上还可以加上两个字——有识。

    然而，这种好感不久便被吴永的一番密谈给冲淡了。尽管张之洞绝不赞成谭嗣同等人围园挟后的荒唐做法，但对袁世凯的告密离间更为厌恶。他认为袁世凯此举是地地道道的小人行径。这是关系到一个大臣的人品操守的大事，史册上的奸佞，不就是指的这等人吗？

    出于对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