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压榨之辱，难道都是空幻无物吗？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佛学的确可化解人间万恶，“无我”的确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保全脑袋提供温饱的安定环境呀！因内部争斗而导致外人入侵，国将不保，头将不存，何来研究佛学，宣传无我？是的，要为中国的早日安定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至少要与礼佛同时进行。眼下，曹锟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孙中山拥有无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说服孙曹联合，则中国可迅速安定，外人觊觎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绝。办好这件事后，再来全心思做净化灵魂的终极大事。就这样，杨度从苏州来到了上海。

    见孙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虽然制止了吴佩孚出兵，帮了孙中山的忙，但对孙来说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与袁氏父子搅在一起，解散国民党，镇压黄兴、胡汉民、李烈钧的二次革命，直至复辟帝制，可谓与孙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针锋相对，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会原谅吗？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客厅的杨度，在孙中山感恩而不记仇的豁达态度的感召下，不觉又惭又喜。

    坐下，喝茶，几句寒暄后，孙中山再次说起感激的话：“皙子先生，上次我派刘禺生去运动直系时，心里还不存把握，更没有想起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义，奔赴保定，不费一枪一弹，退了吴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陈炯明的嚣张之气，保全了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劲旅。现在我可以很高一兴地告诉你，陈炯明就要完全失败了，我即将胜利返回广州。我们真要好好感激你！”

    杨度说：“孙先生太客气了，杨某不过践自己的诺言而已，何来‘感谢’二字。”

    “皙子先生要践的是哪句诺言？”孙中山见杨度说得如此轻松，心里颇为佩服他这种立功不居功的古君子之风。

    “那年在永乐园，我们争论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临别时我对你说：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帮助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帮助你。你还记得吗？”

    “哈哈哈！”孙中山开怀大笑起来，连连点头，“记得，记得。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格守信念，一诺千金，当今政坛上缺的就是这种政治家品德呀！”

    “孙先生过奖了。”杨度恳挚地说，“本来辛亥那年我就应该奔赴南京，投入靡下，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于我旧恩深重，他出山办事，我不能不帮他的忙。袁慰庭旧的一套根深蒂固，与革命党难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当时我是支持他的。后来更有洪宪、辫子军进京等闹剧出来，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于自己的信仰了。中国的君宪，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有此三次失败，证明君宪不能行之于中国，我杨某人也自认对主义尽忠了。我蛰居多年，直到这次才有机会践诺，实在是太晚了，心里很觉得对孙先生有愧。”

    杨度这番出自内心的表白，令孙中山感动：“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革命之事，最难得的是认识透彻。《尚书》里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是认识容易，行动艰难。这话不对。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行并举。王阳明也没有深刻认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当时颇遭不少人的非难，现在党人同志中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这个举动再次为知难行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你为中国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余年，一直惑于君宪的学说，不能赞成共和的主张，可见知是何等的艰难；一旦认识了，便能很快付诸行动，为革命出力，可见知后之行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