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我想一定是赖雅有那种让人快乐起来的天分，他是那种挂在悬崖上还要乐呵呵地指导别人欣赏绝地风光的人。

    除了生活的艺术，张爱玲也推崇他的道德水准。赖雅是著名作家布莱希特的好友，当年布莱希特从德国流亡到美国时，赖雅给他提供了最为热情的帮助，包括资助他，并帮他把家眷弄到美国，等等。俩人还合作写过一部《伽利略传》，但是布莱希特在最后的定稿中没有把他写的部分编进去，有人怀疑这是两人友谊转淡的原因，张爱玲则认为赖雅对人热诚，且有着性情随和的特质，所以这件事无关宏旨。1947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之后，赖雅还担任过他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后布莱希特声名鹊起，一度邀请赖雅到欧洲发展。赖雅的字典里大概没有“虚邀”这两个字，1950年左右，他兴致勃勃地看望老朋友去了，到那儿才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布莱希特已经学会淡漠地有距离地微笑，并将这种笑容运用到和赖雅的见面上。

    赖雅很生气，他是个直肠子的人，生起气来就很直接，提前归去，这时布莱希特才发现他对这位老朋友的了解不足，写了几封信想要挽回，但赖雅那边音信全无。

    尽管赖雅不想再与他发展友谊，却仍然保持着对于朋友的忠诚，他提起布莱希特的文字仍然赞赏有加，还推荐张爱玲去看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好人》。

    也许读者会质疑，他是否想借炒作布莱希特给自己脸上贴金？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干起这种事是一把好手，都分手多少年了还“爱玲”“爱玲”地喊得让人如闻其声。但赖雅却正好相反，他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却并不四处张扬自己和他的友谊。张爱玲提到，有次“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莱·刘易斯家作客后，写了一本书，（赖雅）读后相当愤慨。平日他也会把辛克莱的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仅止于嘴皮上说说。我也不认为他有意将这些事写成文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吧！”他对布莱希特就是这样。

    张爱玲对赖雅的形象也很推崇，说：他戴的扁帽则予人十分欧派的感觉。她曾听过与他初会面的年轻人以及年长女士评论他的外形，言词中饶富敬佩之意。

    在这毫不讳言的公开赞赏之外，另一个细节也许更能透露他们的婚姻状态。赖雅有次对张爱玲笑言，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是我的填房，张爱玲立马反击，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还是我的接脚婿呢。这样的玩笑，也许没有“低到尘埃里”那么优美，不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么抒情，但它去除了后者的表演性，不再拿捏身段，还原成一对平实的夫妻，在对方面前百无禁忌。

    当然，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赖雅一开始就坦言自己在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大概会无所作为，张爱玲在美国依然没能打开市场，还得探回半个身子到母语世界里讨生活，靠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挣钱，在美国花。

    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只古董箱子，她和赖雅称之为宝藏，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变卖，张爱玲总能以超出众人期望的价钱卖出去，连赖雅也惊讶于她经商的天赋。

    如果说一开始张爱玲更为主动，现在则赖雅爱她更多一点儿。这当然是因为他天性仁厚，和谁在一起久了，就会产生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张爱玲一旦放松下来，亦有她的一种可爱吧，倒不在于她的锦心绣口，而是一个寻常女子的温情，又比寻常女子来得更为干净。

    张爱玲善写“如匪浣衣”式的悲哀—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用江南话叫“雾数”，她自己做人，则力避这“雾数”，朝爽洁可喜里去做。然而，“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在灰扑扑的天地下，这种努力常常证明是徒劳，就算和亲人之间，都有各种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