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了，被裁判着象（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人，曾有过这样困窘的少年时代？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孩子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还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将来和世界也是一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话语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但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儿撒娇赌气的成分，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如此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调唆下，她无力分析父亲突兀举动背后那千回百转的心结，只是独自愤懑。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父亲完美，而母亲在她心中，却是闪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希米亚元素，高级一点儿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曾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工序。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