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人一概不见。直到一年后，她频繁地搬家，不愿与人多打交道的她，只能求助于林式同。他们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据林式同回忆：“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张爱玲为了躲跳蚤，只能剪掉头发，包上头布，穿着毛拖鞋。此后躲跳蚤的几年里，她都是这样的装扮，或戴个假发，像个流浪的老人，飘忽来去。这期间，她不但把的英译稿给弄丢了，甚至连移民的证件都弄丢了。如此狼狈潦倒，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当时很多人怀疑，到底是真的有跳蚤存在，还是她心理问题。确实是真的，张爱玲说，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后来，一位美籍华人、哈佛研究生司马新，通过夏志清和张爱玲结识。他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找了一位名医，给张爱玲看病。果然，张爱玲的病看好了，爱玲写信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

    这位可怜的老人，总算结束了一段艰苦的搬家生涯。一九八八年，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终于好了，可以替她找固定住所了。不等林式同出现，她自己已经找了一处公寓，住了下来。这公寓比起那些汽车旅馆，自是整洁优雅了许多。当然价格也昂贵，一个月好几百美金。

    张爱玲有稳定的稿费，她不缺钱，她缺少的只是安定。在这里，她依旧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尽量避免出门。偶尔出门，也只是购物，她一次性购满许多所需的生活物品。去楼下取信的次数也极少，十天半月难得一次，并且每次都是夜深人静时，她不想见任何人。每天，她躲在屋子里，除了看着电视里的人，听着里面的声音，她的世界，可以说是彻底地安静了。

    然而，不与世争的她，还是被人打扰了。这个人是张爱玲的崇拜者，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据说她是台湾某报社的记者，但无论她是谁，她如此刻意去惊扰一个只想着离世绝尘的老人，做法的确有些欠妥。

    当戴文采女士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张爱玲所住的公寓时，她毫不犹豫地租住了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开始漫长的等待。其实她并非有意去惊扰，她只是想躲在一个角落，默默地看看她就好。结果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月。她每日贴着墙壁，试图听到张爱玲房里的一些动静。终于，她等到了一次机会，那就是张爱玲出来倒垃圾。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戴文采女士在她不能清晰看清张爱玲眉目的境况下，却做出如此细致的描写。张爱玲就是民国的临水照花人，戴文采所看到的，也只是水月镜花，如一场幻梦。

    这个执著的女子，不甘心一个多月的等待，一无所获。于是她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把那些垃圾忘我地读着，翻找着。除了知道张爱玲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以及她和夏志清等人的废弃信纸、稿纸，便再无其他。而戴文采却把这些垃圾如珍似宝，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

    后来这件事被夏志清知道，他怕伤害到张爱玲，立刻打电话给庄信正。庄信正不敢怠慢，打电话给张爱玲，平时不接电话的她竟心有灵犀接通了。她听了之后，立即挂断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