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现场。

    下午，我和毛梅正在装修现场，周媛打来电话，说：“儿子有些发烧，在儿科医院。”

    我一听就紧张起来，说：“我马上就到。”

    毛梅说她开车送我，并拿了5000块钱塞在我手里，说是备用。

    儿科医院的大厅人头攒动，到处都是看病的孩子和家长。往往是两三个家长护着一个孩子，所以儿科医院总是比其他医院拥挤些。

    我给周媛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她在二楼。

    我和毛梅急匆匆向二楼跑去。在二楼的楼梯口，我看见了周媛。

    周媛抱着孩子，就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脸上淌着汗，头发耷拉下来，眼睛盯着怀里的儿子。四周是来往的人流，那些移动的大腿，像稠密的森林，包围着母子俩。

    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画面。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亟待释放的温情一下涌上心头。

    我疾步走过去，从周媛手里接过孩子。摸了摸儿子的头，发现儿子烧得很厉害。周媛说人太多，还没挂号。挂号要排很长的队，她一个人顾不过来。毛梅在旁边说：“这医院我有熟人，看能不能先看病，再补一个号。”

    我和周媛在原地等候。我偷看周媛，见她神情委靡，因为变瘦了的缘故，她的颧骨略微隆起；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像极了刚从田里劳动后归来的农村女人。

    “你受累了。”我轻声对周媛说。

    周媛别过脸去，一行泪水悄然而落。

    毛梅很快找了人来，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专家诊室。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看了儿子的病，说是急性扁桃腺发炎引起高烧，建议住院治疗。

    医生开好住院单，毛梅跑前跑后，帮我们缴费拿药，直到儿子打好吊瓶，才告辞离去。

    周媛看着毛梅忙前忙后，表情复杂地看着她，直到她离开，才挨着儿子坐了下来。

    儿子已经睡着了，脸蛋红扑扑的。周媛用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一言不发。

    过了很久，她突然把头埋在儿子旁边，低声抽泣起来。

    我不知所措，走过去轻轻扶住她的肩。

    周媛抽泣得更厉害了，病房里的其他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一位大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孩子的病很重。

    我摇摇头，说：“扁桃体发炎，没啥大问题。”

    大婶疑惑地走了。

    2007年7月23日 星期一 多云

    一连两天，我和周媛都在医院陪着儿子。儿子的发烧已经缓解了，恢复了活蹦乱跳的本色。

    但我和周媛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她对我很冷淡。

    我想周媛并不想和我离婚，我们那天晚上的争吵只是气话。因为都脸上抹不开，都不肯低头，才越来越疏远。

    我们之间，其实只需要捅破那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便又是夫妻；捅不破，也许就是路人。

    儿子生病是我和周媛恢复感情的契机，但是，无论我怎样示好，周媛都爱理不理。显然，我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儿子出院那天，岳父母已经从外地旅游回来。听说儿子病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见儿子已经恢复如初，才放下了心。

    我办好了出院手续，四个人护送着儿子离开了医院。

    毛梅的车已经停在了医院门口。我事先给她打了电话，请她送周媛他们和儿子回去。

    但周媛不愿意坐毛梅的车。她说她坐惯了公交车，坐小车头晕。

    岳父母也说：“还是坐公交车回去算了，就别麻烦人家了。”

    我看着岳父抱着儿子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开动的时候，周媛从车窗里瞥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