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诗酒订交已然22年，那时的我们还相信国家热爱生活，相信有一个远方值得我们去追寻。那时的他总是收拾完行装，来邀请我和熊红陪他去扒煤车，说拉到哪里算哪里。他永远有无数个新鲜有趣的主意，邀约我们去实行。

    20世纪90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回来探监，总是要抱着那时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地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被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地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地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