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er h3">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