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把月，镇日漂在江上，系里却毫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诉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没？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儿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er h3">四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望，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份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待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19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之一。以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