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摘了的叫“摘帽右派”。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er h3">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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