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er h3">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在那之后，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某——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er h3">五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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