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er h3">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某。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某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某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某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某，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某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是倾斜的。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人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原本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er h3">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共产党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