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er h3">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