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er h3">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枪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地祈求抑或咆哮：他们又抓我来了，快带我躲一躲吧！这些中年遭逢阶级斗争折磨的老辈，余生都深陷于受迫害的惊恐之中。

    那时的苏家桥已经调到了自治州人行工作，成家育子的他，不得不同时照料老父的生活。痴呆的老人如弱智的孩子，随时在家里和他单位院子就地便溺；寿则多辱的情景，不免令他心痛且难堪。他常常对我感叹，自己老去设若不能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则一定自决。后来，偶尔清醒的父亲独自回到利川，独自在其衰朽残年，最后尊严地跳进了清江……

    其父一如吾父，至死也未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家族的来历，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们，多在家破人亡之后，悄然掩埋了自己的寒苦记忆。

    待他如母的姐姐，曾经是利川的美女。由于“文革”祸乱，失学下放，早早就嫁给了一个武汉知青。知青最终返城，留下一个儿子在山里；姐姐再嫁工人，工厂倒闭，夫妻下岗。姐姐在一个冬天，毫无知觉地死于煤气中毒。姐姐的长子，那个在我们训诫下长大的老实孩子，却在我们这一代老去之后，成为利川新一代古惑仔，在一场复仇之战后，身负命案而入狱。

    <er h3">六

    这一切厄运之后，中文系毕业的苏家桥，竟然成了银行的经济师，终于步入了他日渐安稳的中年。行长曾经是其父一手栽培的旧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