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在台东的花莲，当晚要直播台湾少数民族的“丰年祭”，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动。可在直播前，却发现，“法轮功”们拿着横幅来了，于是，我们的那一场直播取消，改拍专题。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来找摄像机的，他们的行为很不堪，当地人及游客也烦，然而，他们知道你敏感，躲着他，于是，他就想办法找你的摄像机，想进画面。这期间，他们也干过干扰卫星、弄居民电视、打电话进民宅等让人气愤的事情，让你不堪其扰。

    当然，这其中，也有轻松的故事。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面，有一些“法轮功”人士定点来上班，作息时间还颇严格。使馆内一位外交官告诉我：中午午休，经常是一听“法轮功”的声音，就知道到点儿了，于是，起床上班。也就是说，那几位上班的“法轮功”人士成了非常准时的闹钟。听过之后，我乐了，这可是不错的一种心态。

    其实，我在想：慢慢地，大家不那么敏感了，看到它，不过轻蔑地一笑，该干吗干吗，他们会不会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渐渐地蹦不了多高，也再没了气力呢？毕竟要想做进一步出格的事，在哪儿都会有法律管着他们。

    我称之为“脱敏”。

    而需要脱敏的，绝不仅仅是面对“法轮功”的黄颜色。

    看到示威的人群，我们笑起来了，看样中国还真是大国了

    以前，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示威的人群，总觉得，这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专利，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出访，目的地国家从机场到住地，准有示威者如影相随，或许因为人权，或许因为环境，要不就是失业者，总之，都有理由，总能制造出相当效果。

    当时，我们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东道主怎么当的，人家国家元首来访，是客人，结果你这儿还管不住，那么多人上街骂人，你这主人当得多没面子。

    开放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儿，事情没那么简单。东道主有时也得给示威者一个面子，而示威者也是一种表演一种表达。

    道理是这个道理，却还没太往咱自己这儿想。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你与人家关系日益密切，在中国面前表达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开始增多。

    刚开始别说“遇到”，连听说都很紧张和尴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关内容的报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访美国时，大学演讲，现场外有人闹出了动静，但里面的演讲继续进行，这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们意识到，以前文字中见识的场面，开始更多地与咱有关系了。

    2008年，有一次，我去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在该国首都的著名大学演讲。

    演讲是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学校，然而一到了那儿就发现，比我到得还早的，是一大群准备好的示威者，仔细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几拨人构成的。有“藏独”，有“法轮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热闹性质的，阵势不小。不过，警察已经在礼堂与示威者之间留出了一个隔离带，中间大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我到的时候，由于离领导人演讲还早，示威者喊口号的频率还很低，围观的人也不多。

    有趣的是，不久你会发现，反对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边逐渐壮大，一面又一面五星红旗开始出现，虽然过程中偶有冲突，但总的看，还算和平相处，各自不同的口号与标语旗帜，表达着各自诉求。骂，是一种自由；爱，也是一种自由。

    在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人群中的声浪开始加大，而聆听演讲的人们也注定只能在预留的通道中通过，都能看到周围人群的动作与声音，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边聊天边步入礼堂，根本没关注周围的人群。现场聆听演讲的人既包括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