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与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堵车高峰相比较，这时的北京街道上畅通无比，甚至顺畅得让人恐惧。我开车去办事，车行至西直门处，在立交桥上看见的一个画面，终生难忘。

    由于我车行在高处，向下看，一个居民的院里，一根绳子上正晾晒着两件物品，一件是内裤，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绳上再无其他。我当时就开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桥上，如果我们带了摄像机或照相机，实在该把这一个画面拍下来。因为再没有哪个画面能更好地记录当时的现实，内裤与口罩，一个守护着尊严，一个保护着生命。这可能是危急时刻，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时，正是SARS肆无忌惮的时分，整个中国病了。

    初起：广州的怪病

    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