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室，面对的还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这时候，记者大部分到达四川，然而一些重灾区，别说记者，连部队都无法到达。因此，任何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电视机前观众急切想知道的。那个时刻，作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多少，即使深夜，关注都不会减少。

    14日凌晨，当我结束了一个段落的直播，打开手机之后，一个快速显示的数字证明了观众的痛苦关切，我的手机上，接到几百个短信，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然而扑面而来的悲伤与焦急却轻易地就能让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结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经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手机的另一边，是一个又一个关注者，他们发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虑及想到现场救援却不能的无奈与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我认真地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或许会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宾是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与他的访谈中，我也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这次救灾不会是短期的攻坚，恐怕将是长期的挑战，要做好准备；第二，绝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让民间组织和NGO有发挥能力的空间；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现的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同时心理救助一定要尽早上马。

    这几个想法迅速得到在场的王司长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离开演播室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从你们的直播中来的，它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中国，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救命，需要常识；救灾，需要“生死不离”

    灾区的很多地方，最初道路与通信中断，形成孤岛，连军队都无法迅速进入，自救便成为很多孤岛中人们的选择。这次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地震，偏偏汶川就是最初的孤岛之一，外界无法联络，于是，在人们心中，那里一定情况危急，因此，注意力、关注度、打通道路的迫切性都更高；而实际上，北川才是所有县城甚至是整个大地震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由于人们无法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北川的人们只好大量依靠自救来应对最初的惨况。

    在头几天的直播中，透过现场的信息，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自救的行为大量存在，很多都只是出于本能而非专业；同时，大量的志愿者甚至奔赴灾区的一些子弟兵，也普遍缺乏足够的救援和救人的相关常识。而如果常识缺乏，有时，会使被救援的人致残或者出现生命危险。因此，在头两天的直播中，我向不知在哪里的医学专家们求助，谁有通俗易懂的急救常识，越短越好，越容易操作越好，越在灾区用得着越好。

    当我第一次在直播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之后，仅仅十几分钟时间，我利用放一个片子的机会来看手机，上面已经收到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凌峰发来的仅仅十句却非常重要的顺口溜，将急救常识蕴含其中。我迅速将短信交给同事，几分钟之后，这个顺口溜被我们连字幕带口播播出了很多遍。第二天一早，《解放军报》也迅速刊登了这个急救常识顺口溜，常识以多种方式进入灾区。也许它不能立即让太多灾区用得着的人知道，但一传十、十传百，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之后的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