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他与我和方钢（悉尼奥运会时我们的导播，现在升官为主任）共同在莫斯科演播室里留下难忘瞬间，不能免俗，也用手指“V”一下。

    我从这个举动中明白，他们好久没吃饭了，或者说，是吃不下。而获胜，让他们的饥饿感又再生了。

    又隔了一会儿，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演播室内一个小小的十四寸监视器给牵住了，原来，在这台十四寸的监视器上，可以看到国内狂欢庆祝的直播。

    看着天安门广场、世纪坛广场挤满了人，看着三环二环成了停车场，看着以前没见过的疯狂而兴奋的中国人，我突然开始想家。或许，在萨马兰奇宣布之前，在莫斯科身临其境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机会，但是在北京获胜之后，最寂寞与痛苦的恰恰是在莫斯科，因为你无法在长安街上呐喊，在三环路上与他人分享。于是，我们只好对着电视屏幕目不转睛，并开始计算归程。

    北京申奥胜利，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也得到了“列宁同志”的祝贺；可惜，祝贺完毕是要收现金的。在红场上，除去“列宁”，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民间特型演员，属于旅游创意产业。“列宁同志”与我握手之后，骄傲地告诉我：“我和毛泽东合过影！”拿出照片一看，原来是唐国强。

    醉卧莫斯科

    我原定14日晚从莫斯科回北京，但一个兴奋的意外，让我的归程不得不推迟一天。

    当天晚上，一些同事在我的房间，也就是“713”，拿啤酒小小地庆祝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们一群人，在马国力主任的率领下，到莫斯科街头找了一个小酒馆，开始忙碌之后的兴奋总结加庆祝。

    那天我们喝的是俄罗斯的招牌酒伏特加，这酒下口容易，可越容易就越会让人忘了它超过40度的酒精含量，更何况狂喜中的我们，有着北京成功与直播成功的双重释放，于是，我似乎拿酒当上了饭，一两一个的杯子，头十几个我还清楚，后面的，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醒过来，是在15日凌晨的乌克兰饭店的“713”房间，也就是说，我错过了头一天晚上回北京的航班。醒来之后，身体难受极了，从未有过的难受。然而，直到今天写到这里，我依然会笑，从不后悔。人的一生中，总要做些傻事，疯狂的事，牺牲了自己两天，换回一些含笑的回忆，值了。唯一不好意思的是，那宿醉，该给同事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他们也正是我美好回忆中的一部分。

    15日的晚上，我终于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机舱内，大部分是中国人，抑制不住的某种兴奋神情依然在机舱内发酵。因宿醉，我一路无话也无眠，与来时的焦躁不安相比，这归程前所未有地踏实。只不过，我知道，无论于我，还是北京又或者中国，一个新的梦想开始了，七年之后，北京会给世界怎样一个答案，而时间，又会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