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强调平日的“说”和仪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与他是领导无关，一来这是他用作为广院大师哥的文字功底“争取”到的机会；二来自觉自愿；第三，写得不好的照样坚决不用，他也不会提异议。而假如因为写得不错，事后夸他，他会极其得意地笑起来。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糖尿病缠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时间后，又精瘦并异常乐观地归来，只不过，从此，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样，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个人为读者签售《感动中国》的书，我写完了三本，她还在“樊”字最后几画中较劲呢。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写不完……我一直认为，每年用“感动”开始，是一种运气。我想，团队中的人，也有同感，因为有人陪着哭，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而在《感动中国》录制现场，领导往往缺席，这似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领导们一般录制前到场，看一圈没什么问题，就走。或者，隐身到导播间，免得现场还要排座次。这一点在颁奖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体现。按惯例，获奖者，应当由领导来颁发奖杯，最初讨论时，大家担心这么一安排，每一年领导的等级如何定？顺序如何排？官气会不会重？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就让小朋友来颁奖，上下都接受，又纯真又意味着传承。最关键的是，少了最最让制作人操心不已又容易出错的环节，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气。不过话说回来，领导的“缺席”，恰恰要感谢领导们心照不宣的理解。这中间，有一种有趣的默契！

    或许，以上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另一种原因。

    <er h3">六

    该回到现场，回到《感动中国》真正的主角身上。

    做《感动中国》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幸福在于，你可以离感动如此之近；而痛苦在于，当你被感动时，你必须克制，不能放纵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这种痛苦，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强烈地感受到。

    有一次，现场录制时，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军军官，陪来部队探亲的妻子女儿周末上街，看见一位轻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轻生者获救了，而他，却在妻女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屏幕上播出了令人痛心的画面，才三四岁的小女儿，在人群中拿着爸爸脱下的旅游鞋边哭边喊：“爸爸回家，爸爸回家……”

    我是一个父亲，这个画面我之前也看过，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依然没能忍住，泪水夺眶而出并难以控制，然而又必须控制，因为两分钟之后，是我的主持段落。于是，让同事飞快拿来大把大把纸巾，迅速抹掉泪水，还不能擦掉脸上的妆，一阵手忙脚乱，估计在一边看的人，会觉得搞笑的成分更大。过程十分惊险，好在放片子时黑灯，现场没有多少观众注意到。两分钟后，我平静下来，开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却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