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敌台”，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敌台”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动”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美国之音”、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黄金的时代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东头，一室一厅三十余平米，没厕所，厨房在厅中。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哥儿俩，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学，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十一二岁的我，就已经算是家里的男子汉了。

    东北冬天冷，当时没有暖气，需要家里自己烧火，母亲没下班，我就裹着军大衣，等母亲回家。一般情况下，这时家里的温度在5℃以下，墙角处，常常见霜或冰，然而，并不以此为苦。

    只有生活用水是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们家那块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个朋友家挑水。夏天好办，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烧一壶水带着过去，浇到他家井里，化了上面的冰，然后压水，一桶一桶，用扁担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两次，从不敢间断。打水的时候，往往自己唱歌为乐，而时隔多年，看着自己十二岁儿子的身板，即便比当初的我健壮许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年纪挑过那么多年水。

    电视与春节晚会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八十年代初与朋友去他父亲的单位，一层层的锁打开，电视机在柜子的最深处，其实不过是十四寸黑白电视，可当时惊为大电视，估计是和常看的小人书比，虽然都是黑白的，不过电视就大多了。

    那一天，看的是《节振国》，一部老电影，没怎么看懂，却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难忘。

    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不过那时习以为常。邻居很时尚，黑白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电视画面因此显得更大，没人追究变形问题。

    这是八十年代快结束时，我在家中的留影。像任何家庭一样，电视机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被严格地保护；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成了电视中的人。不过世界变化快，电视已经快速贬值。

    那一届春节晚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和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印象中，此后半年，我在挑水时，唱的都是《我的中国心》，只是当时一直好奇：洋装是种什么样的装？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么能来到内地？当时更无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我居然也滥竽充数地主持了两届春节晚会。不过，这个舞台上，我注定应当是过客，因为我并不能为它添彩。

    白岩松，回家吃饭

    八十年代上学，功课不如现在紧，记忆里大多数时候都在游戏。幸运的是，我家住宿条件一般，周围环境却十分优越。前后各有一块超过一百平米的大菜园，更前方，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那是少年的天堂。

    春天时，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园子里翻地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