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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也是“80后”
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终于告别

    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

    该扔的都扔了,好像带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记忆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学中,有放弃中央电台工作以及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准夫妻,双双选择离开北京去广东安家,他们说,那里更暖和。还有的,转身出国,再无音讯,不知今日身在何处;而更多的人,还在国内,我们常常联系,共同守望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春节,我带全家去成都过年,在一个茶室喝茶时,顺便逛了逛旁边的旧书摊,突然看到一本《河殇论》。一本旧书,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书,看起来如今几乎没人理睬,混杂在言情和健康或励志类读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时代劝退,我拿了起来,里面都是熟悉的内容,我没怎么翻,问了价钱,发现几乎没涨,并没有升值。其实,不贬值已然不错。于是,交钱,带回北京,此后,再也没翻过,只为让它不在那旧书堆里寂寞难过。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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