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成年仪式，训练他们准备好过成年人生活和参加各种部落会议。这时纳尔逊正在克拉克伯里一家邻近的师范学校读书。

    30年代中期，在纳尔逊准备去希尔德敦一家卫理公会中学上学时，学生们心目中首要的事是政治而不再是考试：影响着整个南非人民的一场危机对开普地区的非洲人打击特别严重。

    曼德拉开始学习这场冲突的历史，这时他知道了内战留下来的后果是多么悲惨。他也知道，不管这两个白人集团彼此多么敌对，一旦他们面临“土著人问题”，面临“黑人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如1910年时那样。那时英国人对非洲人领袖以及教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的广泛抗议不屑一顾，把南非黑人交给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对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动的或许是作家和女权运动者奥利弗·施赖纳的警告。他预测到南非前途的多难：在这个国家里，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们夺去非洲人的土地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迫使他们流落到我国各城市的郊区土著人住地、矿工住区和贫民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①

    现在再看1936年。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领导下，非洲人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其他团体的联合反抗运动高涨，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门最后被公然砰地一声关上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于是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整个南非仅有的有公民权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外的名册，只能对3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参议院的4个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城市委员会，但这些都纯属咨询的机构。

    在开普省，后来还实行通行证法，就象在德兰土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1910年以来制定了36项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这些法律都遭到所谓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抗议。这些法律中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通行证制度，它控制着非洲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须有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后外出。查验时拿不出通行证就要被罚款或处以监禁。教士、律师、医生和其他非洲中产阶级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豁免权。对通行证制度愤怒憎恨的情绪，因警察行为的残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员)在其旧日敌人史末资将军支持下，于1936年通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全国范围的骚乱唤醒了学生。纳尔逊·曼德拉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黑尔堡大学进一步受到激发，当时他正在那里读文学士学位。黑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办于1916年，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这里培育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还有东非的和中非的。

    一位成为纳尔逊密友的同学叫做奥利弗·坦博。他年长1岁，也出生于特兰斯凯，但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比扎纳，在滕布兰的东北方。奥利弗出身于小农家庭，在家乡就读于一个圣公会教会学校，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读书，成绩优秀。圣彼得学校是耶稣复活会办的中学，有“非洲伊顿公学”之称。1938年他以优异考试成绩被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授予奖学金到黑尔堡大学上学，此时他读理科学位。

    奥利弗注意到，纳尔逊虽然对于侮辱或傲慢很敏感，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性情善良、平易近人。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突然离校而中断。当时纳尔逊是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由于学校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他参加了抗议举行罢课，于是也在停学之列。

    1854年后，东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 某些有财产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