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是城市人民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号召人们支持时宣称，“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那个日期，扬·范里贝克抵达好望角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曼德拉聆听部落长老讲述故事的记忆在这个声明里显然可见，因为它接着说：“这个运动在整个所谓‘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冈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1910年白人联邦协定时期，一直在继续进行。”政府受到警告：“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非洲人发誓一定要解放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在开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点发生部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很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人给予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雇，但得到了组织者们提供的生活补助。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1950年年末，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进行非暴力抵抗。采取什么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时纪律良好的热情气氛，于是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可以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地运用消极抵抗的情况。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好多袋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坐牢也不交罚款。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妇女被投进警察牢房。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却失败了，从这次活动中产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小组。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有来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袭击，抗议行动仍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它们并没有废除)。

    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