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有妇女，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去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他们欢呼着前进，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遭到严阵以待警察们的逮捕。他们被带到车站的另一侧，令他们高兴的是还要通过一座“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一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这群人中的领头人被判30天徒刑，其余的人被判15天的监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一位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和西苏鲁一道带领着52名蔑视运动参加者进入了一块非当地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这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须有特别准许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继续组织群众，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经逮走了志愿人员，志愿者高唱着他们自己的国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车，被送往监狱。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出来的是干巴巴的回答。他指责西苏鲁不去与土著事务部部长进行交涉，并对他代表非国大讲话提出质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无差异的说法自相矛盾，“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些区别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无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主席，曼德拉为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是一位教师，他当过17年的酋长，与他的人民亲密无间。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去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他受到3万5千人的欢迎。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区时，他遇到了对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7月30日，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住房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恰利亚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到了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监狱。

    4个月后，运动的最后一幕将要开始：发出全体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的号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它不会轻易认输，只有继续增加巨大的压力才能实现这一步。非洲人已经行动起来，只有一种办法能使他们放弃行动：这就是暴力。

    当沃尔特·西苏鲁被带上法庭时，他为在7月参加蔑视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