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新总理J·G·斯揣敦正在谋求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集团住区再次修正案来扩张其警察国家。新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低下效率，必须年复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纠正错误和弥补漏洞。向边远地区放逐成了惩罚抵抗者的又一个新花招。

    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注释：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1955年他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和迁移劳工制度。后者对于家庭和农村地区都产生了影响：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他写道：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的前言当中写道：

    维沃尔德也是班图教育的设计人。他宣称：非洲人“两脚都应站在保留地里！”他们的教育应该扎根在“班图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们主要用本族语言来接受初等教育。

    特兰斯凯就要被宣布为一个班图斯坦，或是称作“家园”，尽管政府委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的调查说，这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丰富知识描写这一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存地”。

    代表们聆听了先后用英语、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自由宪章一开始这样写道：“我们南非人民向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任何政府能宣称具有正当的权力，除非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

    在人民大会联盟运动之后，警察搞了1000多次袭击，搜走了数不清的材料。这些材料中自然也包括曼德拉的撰稿。1956年12月5日凌晨，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被敲门声惊醒。全国各地很多男人和19名妇女也这样被敲醒。他们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的白人地域里，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大约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