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他引用了“自由宪章”的话，它是南非“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最民主的政治原则纲领”，这些原则不仅被非洲人而且被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的组织所采纳，他们都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