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对付那些被怀疑参加非法组织者的紧急措施增加了：对宣扬“以暴力或强力”手段变革社会的人、对参加训练或得到情报用于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某一非法组织的目的者，判处5年监禁直至死刑。(几个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名单中共有2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法庭内他们也无处不在。保安警察和新闻记者们超过了到法庭旁听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众席挤满了被告的家属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贵宾。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