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196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狱中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考试的论文(他后来通过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泽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4岁。因不准孩子们进入法庭，只得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外面。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12月3日上午重新审判。曼德拉带领他的同志们进入被告席，然后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读经过修改的起诉书：训练招募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以暴力革命为目的；在外国军队进攻共和国时阴谋进行援助，以便推动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目的，从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寻求并接受款项。

    温妮·曼德拉没能出席。从1962年1月28日起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