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遇难。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在罗本岛，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族主义巨人”者，是466/64号囚犯，他每天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是极累人的劳动，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远处，船舶驶进驶出开普敦港。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1978年7月曼德拉的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都庆祝这一时刻。《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将来可能在南非领导一个黑人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许收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生日贺卡，这些卡片就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门牌802号。全家人聚集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

    注释：

    津姬回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