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之梦
“共產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它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吗?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