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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岩浆
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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