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突破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崑旅一再告急求救。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南防范粤敌之机,陈诚命其主力第十一师长途奔袭,从北面突破拦截。进入赣州。
赣州解围,陈诚名声大振。陈济棠损失的两个营,却成了吸引红军主力鱼钩上的诱饵。
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
他采用了两面做法。
首先给蒋介石做出个样子。1934年4月中旬,粤军进占筠门岭。虽然筠门岭只是一座空城,红军已经事先撤离,但陈济棠大肆宣扬,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并赏洋5万元劳军,然后命陈部为配合北线蒋军攻打广昌,直捣会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
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白崇禧应邀马不停蹄地走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筠门岭。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略微沉默,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便立即攥住了在场粤军将领们的神经中枢。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琢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
他继续说下去:
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
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东路军14个师又1个旅,北路军34个师又2个旅2个支队5个团,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7年前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汤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