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文章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

    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战争。

    林彪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军事专著。他更不会似哈姆雷特那般在空寂幽暗的舞台上就自己的经历感受大段独白。从始至终他沉默寡言。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很少的文字之中，他才略微表露出自己的真情与心迹，《悼左权同志》是其中之一。

    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中央纵队在12月1日中午以前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

    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五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愈见狭窄的通道。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汩汩流淌。

    彭德怀晚年回忆这一段时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

    当时彭德怀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回顾这一幕，仍如释重负。

    湘军刘建绪给红一军团予拦截；桂军白崇禧给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予红五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

    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断在河东。

    八军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二十三师严重减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蹚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2000人。十几天后，八军团建制撤销。

    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余人，至此损失过半。

    在通过湘南郴州、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北上，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其他部队进占湘西，在溆浦、辰溪、沅陵一带建立根据地，创造新战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红军到底还是进入了西延山脉。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还在感叹未采纳他的方案。

    并非所有失误都可归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就在北面并行追击；曾经失守长沙的何键更是将主力云集衡阳，严防红军北上进入湖南腹地。历史如果能够再走一遍，那么从湘南北上，前途只会更加凶险。

    黄克诚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本来还要吃更大的亏。

    中央红军冲过湘江后，进入西延山脉。桂军依仗道路熟悉，当红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已抄到前头，先期赶到龙胜。该师参谋覃琦建议：迅速攻占入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歼灭之。

    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