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团，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满街叫骂：“王家烈吞扣我们的欠饷！”“他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王家烈一看部属成了这样，赶紧抽身就走，回去让秘书连发四封电报向蒋介石请辞军长。出去考察。蒋介石把他召到身边假作挽留：“辜负了你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第二天便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几天之后，蒋恐王家烈变卦，便又说：“明天张汉卿副总司令飞汉口，你可不可以同他一起去？他的飞机大，你去还可带着眷属。”

    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蒋介石送的5000元旅费和爱妾，离开贵州飞往汉口。此时前后，红军离黔入滇，贵州成为蒋介石的天下。

    蒋介石的势力终于深入大西南。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也受到嘉奖。蒋介石不会让他白忙活一场。

    1937年5月，薛岳长梦成真，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五、刘文彩、刘文辉、刘湘

    红军来到遵义地区后，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无工作基础，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

    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去川西北搞根据地。根据有三：一、有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接应；二、四川为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站稳脚跟后有发展前途；三、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川军排外，蒋介石要调中央军入川不很容易。

    三条合成一句话，即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

    这几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遵义会议在讨论战略发展方向时，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提出鉴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1月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最后却没有赤化成。为什么？

    主要吃亏在轻敌。

    黔军多是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双枪兵”，红军击之若秋风卷叶，黔敌如此之弱，多数同志便觉得川敌也不会太强。

    结果最初选定的入川地点，是宜宾与泸州之间的蓝天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各渡河点，恰恰是敌人兵力厚结处。

    遵义会议后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不是一个粗糙的计划，它还是考虑到了能渡与不能渡这两种可能性。但它却是一个仓促的计划。没有细心考察川敌，又把方向限制得过死。对刘湘抗拒红军入川的决心和因此焕发出来的战斗力，估计过低。

    陈云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认为渡江入川、争取四川赤化的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一句话，未认识到川军之强。

    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穿过于陈济棠、何键、白崇禧的堵截，夺占了王家烈地盘的红军，将要面对的川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因为泥塑收租院，一代新中国人几乎都知道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却不知道大邑县还出了两个更著名的人物：刘文彩的亲弟弟刘文辉，刘文彩的嫡堂侄刘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