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过土肥原的积极活动，使日军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增援张氏。郭松龄兵败被杀，一场倾向革命的兵变被镇压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对扩张具有职业预见。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因为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20世纪20年代他几次去山西，阎锡山均待若上宾。他的要求阎锡山无不从命。利用这个关系，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示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在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至日军从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只会挥动屠刀的恶汉。有心计的、特别是有长远心计的侵略者，那种巨大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土肥原还是在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侦察的。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们讽刺得更惨。要抗日又抗不住，只是个勇气问题或装备问题或训练问题？为什么不到大难临头、便不知道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1935年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动华北自治。冀东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阎锡山不必说，连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争取对象。

    重点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蒋介石刚刚兼并完贵州、处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称张学良、于学忠正在靠拢日本。日方正谋利用张、于造成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

    黄郛之言，除宋哲元确实聘请了日本顾问之事，多系捕风捉影。

    但他却第一个做了较准确的天气预报：山雨要从华北开始了。

    黄郛发电不到一个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日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乌”在德国巴登巴登圈定的11个骨干分子之一。当时他任驻柏林武官，是11人中资历较深者。资深之人看不惯资浅之人，资深部队看不惯资浅部队，在日军中也一样。虽然同是“一夕会”成员，但梅津就看不惯关东军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关东军突然策动“九一八”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违背了军部《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中“约以一年时间作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

    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

    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

    三、撤退驻北平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