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

    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

    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1954年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也是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1974年彭德怀去世。戴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没有忘记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1978年彭德怀平反，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似乎预感到将来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恩来，已经去世近三年。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俘敌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包座之战显示四方面军确实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四十九师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刚刚走过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挥三十军一下打垮，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跟随右路军前进的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9月3日，张国焘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了从慌乱捕捉、无序跳动的镜头中感觉到拍摄者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不住颤动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难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