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只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晚年在香港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从儿子家中被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的清醒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